前言

因为有龚启勇教授在精神影像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实力水平，我们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在学科布局中，确定的第一个登峰计划突破点就是：以龚启勇教授的磁共振（MRI）诊断和治疗精神神经类疾病为圆心，展开脑科学相关疾病的临床医疗、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。

我本人是学文科的，对于临床医疗工作肯定是不能插手的。2023年5月8日，在和龚教授聊天的过程中，他说我的领域，例如医学人文与思想教育工作，其实可以属于心理疾病的人文范畴，在我们华西厦门医院脑神经精神疾病研究中可以有一席之地，他鼓励我们医院学哲学、文学、管理学等文科背景的干部职工也可以参与到脑科学的工作中去。他说：脑科学尤其是心理疾病，人文社科方面的相关研究和介入应该很有意义，我们的脑科学研究与临床实践有了人文社科的参加，就会形成临床医学、物理学、计算机科学、医学人文等方面的学科交叉，有可能创新出不一样的成果来。

回忆往事，二十多年前我当华西临床医学院辅导员和学生党支部书记时，我就曾专注于心理障碍大学生的教育管理实践，研究并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，还因此获评副高职称。今年初我在华西厦门医院收到了病人专门给我的第一面锦旗，原因是我的一席话打动了病人家属，促使他们从几千公里外的北方来华西厦门医院治好了难治疾病；而且之前我还“救过”（病人自述被我一句话或一席话救了）至少五个已经有多次自杀行为的心理疾病患者，经手或陪伴过数十个肿瘤患者，他们分别是我的亲戚、熟人、粉丝等，这些朋友通过和我的交流，患者和家属都有很好的体验和获得感。

我不太赞同“把病人当亲人”的提法，医患关系真弄成亲人关系，其实是有把柄和漏洞的；我主张并鼓励我们医院的干部职工和病人交朋友构建熟人关系，朋友熟人间信任度高，好沟通，而且交往有人际边界和分寸。

这里，就把我和亲人朋友的看病故事梳理出来，同时也收集整理我们医院其他医务人员和自己朋友的医疗故事，脱敏处理后，先发表在我们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的微信公号和微博，之后集结成小说式的医学人文病例专著。我希望，通过呈现和传播这种医者和患者间朋友式的互动，为我院脑神经精神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提供人文方面的协同支持，为同病人求医问药提供导向指引，为医学探索一种人文形态。

项目名称暂定为《心药——华西医者和他们的朋友病人》。

廖志林

2023年5月9月

信念也是药

你信命吗？

我不信，我母亲信。

母亲是个性格固执的农村妇女，识字不多，书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，是个半文盲；因此她特别希望儿孙能上完该上的学，不像她在还想读书的时候就没有了机会。母亲曾告诉我，她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，梦见我在高山上的大草坪放牛时拿着书在认真的看，这也许是她对儿孙读书的初心和愿景。

母亲给自己算命时，先生说她一生有73岁的寿缘。我对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，她却很以为然，为了证明她还说我考上大学先生都是算准了的；我问先生怎么说的，她说“先生说过我们家会出贵子”。我用常识科普母亲，什么“七三八四寒门贵子”就是算命先生的套路，我妈不信。

2011年是我人生中灾难连连的一年，3月父亲因为体检查出肺部有阴影，我要父亲立即到华西医院检查，结果进一步检查诊断为结肠癌肺转移，分别于4月13日由刘伦旭教授胸腔镜切除肺癌，5月8日由舒晔教授开刀切除结肠癌，术后病理诊断为中分化腺癌。

8月中旬，父亲来华西医院复查随访，这次母亲也从攀枝花来到成都，晚上看电视我陪母亲聊天，她说她跟着电视里的乳腺癌自查科普节目自己检查乳房，摸到左乳房中有一个疙瘩，我心里一紧，一种不祥的感觉袭来；那可是养我长大的生命源泉和粮仓，我伸手一摸，果然有包块，还不小。第二天我把母亲带到华西医院乳腺外科，请我的学生刘雪娟医生给母亲检查，刘雪娟检查后告诉我，乳腺癌无疑，不过还不晚。随后，由汪静教授主刀，雪娟助手给我妈做了手术。手术中的病理冰冻切片证明了雪娟的初步判断，的确是恶性；术中汪静教授让雪娟电话征求我的意见，是保乳还是全切？我开玩笑说我妈66岁了，我不再吃奶，她也不会再嫁，需要切多少就切多少，干净彻底地切除。

手术过后一个月，母亲再次住院开始化疗，主治医生郑弘教授是很有名又很好的医生，他为我母亲精心制定了一个六个疗程的化疗方案。在化疗的过程中，母亲不是一个好病人，依从性差，而且固执。对于手术，母亲虽然不乐意，碍于我的要求和她知道的知识，她还勉强接受；但对于化疗，她就不配合了，找各种理由拖延和拒绝。她对郑弘教授说：我家今年两个癌症病人多次开刀住院，已经把我的钱花光了，化疗随便意思一下就行了，不用那么多疗程。郑教授笑着一句话把母亲关于钱的借口堵了回去，他说：你儿子没钱，我有嘛，钱你放心，我免费给你治疗总可以了吧。

当化疗进行到第四个疗程的时候，母亲的头发已经完全掉光，身体也非常虚弱，有一天凌晨三点左右，痛苦不堪的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，在我客厅里一把鼻子一把泪的数落我，说她不想做手术，我自作主张把她弄到医院去开刀，她不愿意做化疗我非要给她上化疗，搞得她生不如死，并表示坚决不再继续做化疗了。这样，母亲的乳腺癌术后化疗就停止在第四个疗程后；我和郑弘教授商量，开了些药回家恢复期吃。后来几年，父亲和母亲的情况都非常好，我还安排到处旅游，同时也多次要他们来华西医院复查，或者在家乡的医院复查，但都被母亲拒绝，这也为母亲后来癌症复发转移埋下了伏笔。

到2016年底时，母亲明显的感觉到了胸部疼痛，我原来的担心可能已经发生。我又叫她来华西医院或到攀枝花中心医院去看看，她依然不听；直到2017年春节正月初七，已到不能说话、呼吸也相当困难后，才被我们强行送到攀枝花中心医院急诊，收入胸外科治疗。检查的结果比我预想的还严重，乳腺癌复发，合并肺、纵膈多处转移，满胸腔的血性积液压迫肺至呼吸困难。

攀枝花中心医院的诊断结论是一致并且悲观的，母亲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，不仅没有手术机会，而且身体条件也已不耐受手术、化疗等重型治疗和猛药，只能对症处理引流胸腔积液和姑息治疗；治疗方案是胸外科付立主任、李勇医生等和我一起商量制定的，我也将这些情况请教了华西医院的相关顶级专家，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认同。

我原以为这就是母亲最后的日子，春节假满回华西医院上班后，我又利用周末飞回攀枝花去陪伴母亲，并且做好了随时回去料理后事的准备；没想到住院二十多天后，母亲奇迹般的康复出院了，这让我大喜过望。

出院时，攀枝花中心医院把母亲后续治疗交代给离我家仅19公里的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的医联体——渔门分院；我也从华西医院给她开了止痛药和靶向药让她在家服用。2017年6月，母亲病情再次加重到渔门分院住院，我急忙赶回；当我赶到渔门分院时，父亲在给母亲办理出院手续了，因为母亲的病情得到极大缓解；对此，母亲似乎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我：“病真的很重，感觉快要死了”；我开玩笑说：“我就是你的药，我回来你的病肯定会好。”就这样，平时家里吃药，情况严重时到渔门分院住几天院，母亲情况还非常不错，尽管每天还要痛一两个小时，但不痛的时间可以步行一公里；2018年春节回家我还开车带着母亲到国胜乡的几个景点去玩了半天。

当然，之后母亲每天疼痛的时间越来越长、次数越来越多，她不去医院，我也只能从华西医院给她开止痛药和营养在家里维持；最后母亲是在2018年7月11日去世的，享年73岁零6个月。她去世前18天，他最小的孙子的高考成绩公布，考了641分，排位在当年四川的五千多名。

从母亲被诊断为乳腺癌，到复发转移加重，再到去世，前后经历了7年；这七年中她除了化疗不配合外，我给她开的口服靶向药，其实她也是没有吃的。特别是她复发转移加重的最后17个月，维持和支撑母亲活下来的，一是她觉得自己要活73岁，二是她想看到最小的孙子的前程。前者是迷信，后者是念想、是迷之自信。

从医学人文的角度，我们可不可以认为：信念也是药？

廖志林

2023年5月23日